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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彻尔躺在病床上,双眼紧闭,呼吸平稳。他身上的湿衣服已经换成了医院的病号服,鸭绒被夹在腋下,手臂都放在被子上,一只手的手腕上缠着绷带,另一只手挂着吊针,入针处的皮肤周围有淡淡的淤青。我和亨特静立在布彻尔的床边,隔壁床的老太太好奇地往这里瞟着。 “谢谢你的外套。”我说。 亨特问:“这和我有关吗?” 几乎同时开口,我和他对视一眼,然后亨特继续说了下去。 “我敲门的时候,你不在。是你儿子……对不起,他叫?” “布彻尔。” “噢,布彻尔。他给我开了门。当时他看我的表情,就好像,”亨特皱起眉头,“就好像我是一个巨大的谎言。” 巨大的谎言。我听后都不知该作何表情,这种艺术家的形容。转头看着布彻尔的睡颜,此时我的心跳已经趋于平稳。“……怎么会呢,”我说,“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,是我们的家事。谢谢你能来帮忙,现在我留在这里就够了。” 亨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。 “走吧。”我转过头,疑心刚才布彻尔动了一下,大概是我的错觉。医生说他不会这么快醒来。我告诉亨特,方便的时候就会去找他。“你的衣服还在我身上呢。”我说,亨特犹豫了一下,终于离开了。 亨特走后,我去窗口缴交了住院费,回到病房,拉上帘子,坐在床上,就挨在布彻尔的脚边,久久地凝望着他。那一头和我相似的黑发更衬得他的皮肤像瓷一样白。他在手腕上割下的伤口只有一刀,却那么深,我还记得医生从急救室走出来,看着我,目光里隐有责怪之意。我拨开布彻尔的头发,轻轻摩挲着他的脸颊,心里升起一种柔软的隐痛。 大约一刻钟后,布彻尔醒来了。先是睫毛的震颤,他抬起眼睛,看向我,目光茫然而虚无,眼泪从眼角滑落下来,嘴唇翕动。我凑过去听,听见他说: “爸爸,让我死吧。” 我一言不发,握住他的手,指腹在他手背上轻轻摩挲着。过了一会,我对他说:“你再也不会看见他了,这次我向你保证。” “谁?”布彻尔反问。 我放下他的手,站起来,俯身吻了一下他的额头:“这两天你需要住院,布茨。” “你要去哪,苏伊?”他着急地想从床上起来,还裹着绷带的手伸出来勾住我的衣服,那么无力,像一枝小树枝挂住了我衣服的一角。 “我要回家换一件衣服,还有些事要做,”我说,“下一次来看你的时候,我会给你带来你愿意听的消息。你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?” 我把他的手从我的衣服上解下来,站在原地,等待他的答复。半晌,布彻尔点点头。他看起来那么虚弱、柔顺,蓝眼睛像玻璃珠一般清透,郁郁寡欢地看着我,有一瞬间,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餍足的神情。 ** 从医院出来后,我去了一趟药店,取了一只针管和奴弗卡因,伙计正要记账的时候被我制止了。“改一下。”我说。他了然地点点头。我们会把奴弗卡因低价卖给一些牙医,这些人往往为过量使用麻醉类药剂的医疗事故提供丰富的案例。我回到家,换了衣服,把药和未拆封的针管放进一边口袋,提上亨特的衣服,敲开他家的门。 “你这么快就回来了,布彻尔没事吧?”他颇感意外地说,然后让开门请我进屋,“见谅,屋子还是这副样子。” “观察几天就可以回家了。”我脱了谢踩进玄关,弯腰把鞋子摆正,反复调整了两次。 “喝咖啡行吗?”亨特在身后问。我吓了一跳,猛地直起身来,两手插进口袋里,又拿出来。“呃,来点酒吧。” “你这酒鬼,”他说,“威士忌还是啤酒?” “不要啤酒。” 我们就坐在餐桌上喝酒。我捧着杯子,把它转来转去,转来转去。 “你这次回来,就不走了吗?” “是的,”他说,“怎么,你不欢迎我吗?” “没有的事,”我摇摇头,“我总不能强迫你什么。” 我仰头喝完了杯子里的酒,温暖的感觉从喉咙流到胃里,焦躁渐渐被抚平了。亨特给我又倒了酒,自己也添了一杯,我们就这样轮流倒酒、喝酒,几乎没有一句交谈,也不吃东西。开第二瓶酒的时候亨特的动作明显迟缓,起子明明就在手边,我注意到他茫然地寻找了一下。 “我曾经有个发小,”他说,“说不上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每天止不住地流泪,后来吊死在家里。我看见你,就觉得你和我那个发小很像,让人很担心……你看。”他用手指着我,后来干脆伸出手来在我的眼角擦了一下。 哭让人显得很软弱。持续地流泪会引人厌烦,让你失去本应拥有的尊重和体贴,眼泪是这样的东西。它有自己的意志,有时候就这样流下来,取代了情感和语言。我感到很悲伤,原本只是眼眶湿润,紧接着就难以自控,趴在桌子上,把头埋进手臂,大声抽噎:“有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,亨特……很糟糕的事情……” 温热的手掌贴上我的背部,粗鲁地拍抚起来。我反复拨开他的手,朝他大吼着“你快滚吧,见到我就应该远远躲开”这样的话,他大概以为只是酒后的疯话,一点儿也没有害怕、躲避,甚至玩笑着说:“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喝酒,没想到酒量这么差。”但他才是已经醉了的那个。亨特随手把杯子拨到一遍,玻璃杯给推到桌角,险些砸碎在地;他也趴在桌子上,侧过头来看我,像学生时代趴在桌子上看隔壁组的同学那样。他的绿眼睛迷蒙而多情,缓慢地眨着。我站起来,借口要去上厕所,他也只是转动眼珠跟随我的举动。 我在浴室里用冷水扑了一把脸,靠在墙上,自我调整呼吸,然后从口袋里摸出药瓶和针管,针头刺进瓶中抽满一管,把多余的空气推出。我推开门,探出头向外看,亨特还是维持着刚才的姿势趴在桌上。我右手拿着针管,一步一步朝他走过去,站在他身后。亨特像预感到什么似的,迟钝地转头看我,同时我把针插进他的肩胛骨下方,推入药剂。 我一直记得他惊骇的、颤抖的眼睛,那双绿眼睛里倒影着我的影子,看起来同样惊恐万状。亨特挣扎着推了我一把,针头脱出,带着血迹,而针管内大部分奴弗卡因还是被注射进皮下。他扶着桌子试图站起来,又因为酒精和慢慢起效的麻醉剂而摇晃着难以站稳,“苏伊?”他叫着我的名字,朝我走来,我扶着墙不住地后退,直到后背猛地撞上立柜;此时,亨特在我眼前缓缓地跪下,扑通一声,倒在地上。 我给他打的是麻醉剂,而不是什么致命毒药,我不希望他死得太蹊跷,引来不必要的调查。我原本的计划是用他自己的枪往他的太阳穴开一枪,再把枪塞进他手里,这个计划的细节是这样的:我需要把他扶起来,坐在椅子上,对他开枪,然后把枪放在他手里,将他的手大约抬高到太阳穴的位置,松手,任手枪自由滑落在地上。 计划在实施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。 首先,我没有找到亨特的枪。刚才我始终没想到有哪个机会可以让他把手枪拿出来玩,说实话,这太蠢了,几乎不可能; 其次,小镇里短时间内出现两起开枪自杀的案子,会不会让人起疑呢?我订阅许多三流小报,知道案件之间的相同点最会引人想入非非。被媒体报道也不是我希望的。 我对他的房子并不熟悉,在他的房间里,我发现了一只行李箱,里面装的是一些现金和衣物;床头柜抽屉里有几本书和香烟,床头柜上的相框里是亨特和小羊的合照,在照片里,小羊还是一只小狗。我看了一会儿,把相片取下来,放进自己的口袋。 做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,我临时决定换一个计划,暂且就让亨特这样躺在这里,用我最快的速度跑出门,跑回我自己家,从后院里找到了之前固定篱笆用的长麻绳,提着这一捆绳子回到亨特家。我一手挽着绳子,两手把他从地上抄起来,费了很大力气,想要拖着他上二楼,结果没上几级台阶已经非常疲惫了。我灵光一闪,反正他正昏迷着,不如先搁在这里,一会儿再继续拖上去。于是就地把他放在楼梯的中间,自己上楼去,推开卧室门,卧室里的房梁很适合悬挂绳子,我希望伪造出他上吊自杀的假象。 我搬了张椅子,脱下鞋踩上去,把绳子系在房梁上,下端则系了一个脑袋能伸过去的圈。我这时候突然想到,如果我连拖着他上楼都觉得困难,要怎么把他举起来挂上去? 就在我困扰的时候,外面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动静,仿佛有什么从楼梯上滚了下去,而楼梯上只有我放在那里的亨特。 我吃了一惊,险些跌下来,急于出去看看情况,奈何身体不能如我所愿地灵活;自从腿伤了之后,我都主动避开这种需要爬上爬下的活动,现在越是着急,越是不知所措起来。我扶着椅背,左右试探了一下重心,完好的那条腿先落在地上,站实了,然后才小心翼翼地从椅子上下来。 我从二楼看见亨特在楼下,艰难地向门的方向爬行,大概是中途醒来了,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我匆忙扶着楼梯扶手向下走,要去拦住他,亨特转过头来看我,看起来惊恐极了。 我也吓得不清,而且看见活着的、正在活动的他,就忍不住畏惧。但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,一切都不再有挽回的余地。我很清楚,就算这一刻我没能杀死亨特,他也绝不会原谅我,甚至可能当场用那把我没找到的枪杀了我;即使没到这个地步,我也将同时失去布彻尔和我的自由,在审判之后,他们会挑一个日子把我送上绞刑架。我不想被别人绞死。 说到底,这一切都是亨特咎由自取。我给过他很多次离开的机会,不是吗?他早就应该察觉到危险,逃得远远的。最后我还是扑上去按住了他,亨特虽然比我高大,此时尚未恢复完全的神志和体力,他一直在反抗,把我绊倒在地,我和他像动物一样用最原始的方式缠斗在一起,絮乱的呼吸近得扑在对方的面颊上,不知为何,我从他的绿眼睛里没有看到愤怒,有的只是一种近乎实质的悲哀。 他用几乎融化在空气里的气声叫我的名字,苏伊、苏伊,苏……那不像是诅咒或是求饶,在死前的最后一刻,我听见他说了一句什么。准确来说,他的原话只有一个词,两个口型:舌尖抵住上齿,松开,然后门牙在下唇上短暂而轻微地摩擦了一下。天哪,是这样的一个词。 我背靠着墙,用臂弯扼住他的脖子,在他每次吐气时收紧手臂,很快,他就只能吐出微弱的气息;很快,连呼气也停止了。我松开手,他的身体歪倒下去,像一袋什么沉重的东西滑落在地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 我看着他一动不动的身体,浑身瘫软,只有胸口不断起伏着,呼吸,呼——吸,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