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卷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
：第一，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输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；第二，“人丁丝绢”被人篡改成了“夏税生丝”，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。 这篇申文，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是下民上书，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，不光背书，还要赤膊上阵。 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，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，只能隐晦表示。而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，直接撕破了脸皮，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。 知县大人表示，徽州府的户房，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，世顶名缺，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。歙县没人在府里，只能被人欺负。所以“人丁丝绢”被篡改成“夏税生丝”这件事，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。 [注释]世顶名缺：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，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，且不能久任；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，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，故有“流水的官、世守的吏”之说。户房的书吏，是衙门内六部胥吏的一种，负责办理夏税秋粮的征收、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，绝对是大有油水的肥差。 这故事的真假，没法查证，反正姚学闵说了，这是“父老相传”。 姚学闵一介知县，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？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。 为了壮大声势，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。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，虽然无权，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，不容忽视。 事实上，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。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，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，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。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，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。中国有“皇权不下县”的说法，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“乡贤”的配合，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。 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，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。 [注释]皇权不下县：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，在帝制中国，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，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，官僚体制即为皇权的执行者或工具。而实际上，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，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。所以，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，是地方乡贤、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，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，故有“皇权不下县”之说。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： 汪尚宁，歙县竦口人，进士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（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） 汪道昆，歙县千秋里人，进士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。他文名极盛，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，为“后五子”之一。后人猜测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时，汪道昆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，可见这人的实力。 [注释]兵部左侍郎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代的兵权分为两部分，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与训练，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属于兵部，二者互相制约。兵部左侍郎，正三品，兵部尚书的副手，辅助尚书负责各地驻军的粮草、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，相当于现在的总后勤部、总参、武装部、国防部等部的副部长。 江珍，歙县溪南人，进士，官至贵州左布政使。 [注释]贵州左布政使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朝的地方政府权力乃是一分为三的，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，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名，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，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都指挥使，三权并立，互不隶属。贵州左布政使，从二品，为贵州省最高行政长官，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省长。 方弘静，歙县人，进士，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。 [注释]南京户部右侍郎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廷原本定都金陵，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迁都北京，但依旧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，改称南京，并设置了南京六部。其中，南京户部右侍郎是南京户部尚书的副手，辅助尚书征收南直隶与浙江、江西、湖广三布政司的夏税秋粮，督责漕运和全国盐引勘合，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。虽不及北京的户部侍郎，但也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。 程大宾，歙县槐塘人，进士，官至贵州按察使。 [注释]贵州按察使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按察使，执掌一省司法监察之权，纠察官员风纪，澄清吏治，铲除奸暴，断案平冤；并对布政使、都指挥使有监察之责，将情况上告吏部、都察院，以备考核。贵州按察使，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政法委书记的总和。 曹楼，歙县雄村人，进士，官至江西右参政。 [注释]江西右参政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各布政司内参政一职，从三品，人员不定，因事而设，分管粮储、屯田、军务、驿传等事，分担布政使的职能。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设有督粮道一人，负责征收、押运漕粮；督册道人员不定，负责督造鱼鳞图册、黄册等，以作为当地征收赋税、摊派徭役的根据；分守道人员不定，负责向各府、直隶州传达催办布政司的公事。曹楼所任之江西右参政，即为上述三道之一。 江东之，歙县江村人。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，要到后年才考中。再后来，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，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。 [注释]御史：江东之弹劾冯保时任山东道御史。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代都察院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，正七品，主要负责纠察内外百官之风纪。若在京，则稽查两京衙门审理刑狱案件有无拖延、枉曲，并巡视京营、仓场、内库、皇城等；若外派，则为巡按，代天子巡狩，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，位卑却权重，负责纠察地方官吏、举荐人才、断理冤案、督察税粮与户口、督修水利等公共设施、检查学校教育等。山东道御史，相当于现在中纪委派往山东的巡组组长。 要说徽州，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，底蕴深厚。区区一个歙县，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，个个身份显赫，地位不凡，简直就是全明星队，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。 有他们背书，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，可想而知。 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，歙县这次突开重炮，绝对是筹谋已久。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，一共就三天，若是临时准备串联，哪里来得及？ 歙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，就等着突发奇袭，打五县个措手不及。 可是，歙县哪儿来的胆量，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？就算有乡宦联署，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？ 很快答案就来了。 五月十日，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，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，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、府志、赋役等文件，会同五县通查，一有结果，立刻上报。 注意，此前包括海瑞在内，历届应天巡抚、按两院给的批复，都是“仰府查议报夺”，没太多倾向性，就算催促六县合议，也是不急不忙。 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歙县，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，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。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，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。 [注释]宪牌：在明代，官府发出的公文告示，称为信牌，而兵备道、巡按御史、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，他们发出的信牌，称为宪牌。 所谓兵备道，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，独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。它虽有军方色彩，但兵备道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，所以兵备道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，有受理诉讼的职能，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，必要时可弹压地方。 南直隶没有按察使，但是有巡按御史，同样属于兵备道的上级主官。 徽州附近的兵备道，全称叫作“应、安、徽、宁、池、太六处兵备道”，简称徽宁兵备道，由兵备副使冯叔吉兼领。由他出手发出宪牌，是暗示徽州府，这次别再用“恐生民乱”当理由了。真闹起来，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。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，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，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。 这一回，上有应天巡按、兵备道副使支援，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，上下一起发力，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，底气十足。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，独闯敌阵，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，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。 面对这空前的压力，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。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宪牌发出，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，催促他们前来合议。大家要注意，这个五月十四日，是宪牌送到五县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，一点没耽误，立刻转发出去了。 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。 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，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。这事不是早黄了吗？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？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，过来商议。这回，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，必须有所表示才成。 最先做出反应的，是婺源县。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，实力位居五县之首，更是朱熹老夫子的乡贯故里。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，算得上神速了。 可惜速度虽快，质量却很糙。这篇申文的论点，和当年绩溪杨教谕的一样，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，被罚补交“夏税生丝”8780匹，历年输送，与其他五县无关。至于“人丁丝绢”，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。 这个论点破绽很大，无甚新意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一共没几天时间，吴琯再有才，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。 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，他后来官至给事中，说明头脑很好使。他在申文里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： 查阅黄册。 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，上面征派赋役，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。它是一手资料，最具权威。黄册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开始攒造，十年一届，从无中断，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，具体到户，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。 吴琯的逻辑是：如果《大明会典》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，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，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，只要去查黄册档案，自然知道谁对谁错。 按照规定，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，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，原册送交南京户部。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，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，一查便知真伪。 吴琯此举，独辟蹊径，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 除此之外，他也效仿歙县，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。虽然阵势不如歙县，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——徽州真的太厉害了，只是辖下两县打架，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。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，绩溪县也加入战团，同样是知县领衔。 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，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。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，把突破口放在了“独征生丝”上。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：徽州一共六县，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？这根本不合理，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。他还举了很多例子，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，《大明会典》里就写明“征于宜兴县”；宁国府进贡木瓜，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。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，《大明会典》一定会单独写出来“征于歙县”。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，罗列了一大堆反例：松江府的绿豆，只由华亭一县征收，上海县就不必去管；淮安府的药材，只由山阳县征收，睢宁、赣榆两县不用交；金华府的麻地，只征武义县，至于丝、纱二项，则从汤溪征发，其他县不必缴纳。 列完这一大堆，陈嘉策表示，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，《大明会典》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所以帅嘉谟的质疑，纯属见识太少，毫无道理。 哦，对了，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，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，只好翻箱倒柜，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。 婺源、绩溪两县打起头阵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休宁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。 休宁的知县陈履，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。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，兵强马壮，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，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——数字。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，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： 歙县“夏税生丝”补夏麦9700石，折绢4000多匹；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。多交的4000多匹，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！ 关于这个质疑，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： 他发现，在乙巳改科中，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，还在其下辖的登瀛、明德两乡，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，以及抄没程辉祥、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。这些土地，都重新丈量造册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。 亏欠夏麦、抛荒桑园田地、抄没田地，这三项加在一起，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.3斤。每24两生丝，折绢一匹，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，没有任何问题。（原始资料即如此。） 陈履的调查成果，还不仅止于此。 歙县明明不产丝，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？ 陈履考察了一下，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礼、永丰、孝悌等几个乡里，本来是有桑园的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。显然，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。在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、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，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，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。到了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，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，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。 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，得去外地买丝，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产。朝廷征丝绢税，只可能是从歙县收。 至于《徽州府志》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，很简单，因为《徽州府志》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，当然得掺私货啊！ 至于为什么在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里，只写“人丁丝绢”征于徽州府，没写独征于歙县，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——没必要。会典是国家级档案，只记录到府就够了，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。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，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，根本荒唐。 陈履的回答，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。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，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。 相比之下，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，申文写得极其乏味，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。没办法，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，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。 又过了一个多月，七月二十一日，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。 前面有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员大将坐镇，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。在申文里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，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：歙县那么大，就算减了丝绢税，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；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，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，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，根本扛不住呢！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，可以看到一番小说般的盛况：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，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，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，肆意互喷，口沫四溅。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，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。 五县经过反击，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。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，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。田赋一事，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。他们一打听，立刻坐不住了。赢了还好，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？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？ 这可不行，得出把力，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！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，一时之间，六县民众摩拳擦掌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。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，百姓一碰到问题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。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，没法调停这个纠纷。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。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。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，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，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。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，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。两院、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，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，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。 面对这种窘境，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，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：“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。”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。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？或者说，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？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，连民间都争吵不休，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。六县民怨都在蓄积，谁敢去惹？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，到了万历三年年底，十二月初一，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。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，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，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均摊六县。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，遂哄骗歙县先垫上。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，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“夏税生丝”的科目里。从此以后，徽州在歙县征收“夏税生丝”，向上缴纳“人丁丝绢”，瞒天过海两百年。 对于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个人的反驳，帅嘉谟却未置一词。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，再次转发六县，要求合议。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，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。 按照公文要求，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。从这些信息中，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。 原来早在年初，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，责问徽州府，四年前让你们查勘“人丁丝绢”的事，到底查得如何了，徽州府这才想起来。 隆庆五年，帅嘉谟进京告状，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，催促徽州府查勘。后来帅嘉谟失踪，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，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，也就搁置不理了。 谁知道，时隔四年，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，来文催促。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，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：“奉圣旨：户部知道，钦此。钦遵。抄出到部，送司。” 奉圣旨？这是惊动皇上了？ 不对，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，这个“奉圣旨”，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，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。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，你说徽州府慌不慌？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，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，而且处处偏袒歙县，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。 如今吵到年底，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，行到五县。五县立刻跳了起来，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，纯粹在自说自话。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，正式抱团，合着发了一篇《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》。他们懒得多费唇舌，核心意思就一条，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：“伏乞查明，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，如系六县公赋，甘派无词；如系歙县额科，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！”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，是不是，用证据说话！ 歙县不甘示弱，立刻回帖嘲讽：“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，岂各县抗违不回，延挨会计，歙苦无伸，恳恩差人守提，早赐均摊归结。” 翻译一下：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，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，仔细核查，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，查明白了好回话。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，拖拖拉拉，至今未有结果，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！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，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，以示公平！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，百般拖延，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？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，撕得昏天黑地。 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，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：“歙民积愤已久，五县纷争亦力，示以均平之情，酌以通融之法，虽有偏心，无可复置私喙矣。” 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，生怕酿成民乱，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“别讲道理了，和和稀泥，赶紧把这事平了”的意味。 上下的压力，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。 徽州府心想，得，我过不好年，你们谁也别想过好。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，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：“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，星火申报，毋徒执词混扰，致碍转夺，此系至紧事理，难容延缓，如违，提究该吏不贷。”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，不许拖延，不许不给。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，按中国人传统，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。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，看得出来，知府是真急眼了。 于是，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。 吴琯这一次，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，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。 第一，帅嘉谟说“人丁丝绢”和“夏税生丝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。 他算错了！ 乙巳改科，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。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——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，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，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。这笔赋税，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。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，生丝1两折麦7升。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，补生丝9041斤，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。完全对得上。（原始资料即如此。）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，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？国初到现在，银钱变化太大，根本无法做参考。你可真外行。 第二，帅嘉谟说，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征收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，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，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。 他弄错了！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，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“弹药”。 浙江的“夏税丝绵”，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，温、台、处三府不用缴。但《大明会典》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“夏税丝绵”，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？ 因为这是《大明会典》的写作原则：在直隶，言府而不言县；在各布政司，则言省而不言府。如果事事注明，《大明会典》得多厚啊？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——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、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，那是特产贡品好吧！跟田赋有什么关系？ 第三，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：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，其他五县也亏欠，六县亏欠的总额，恰好与“人丁丝绢”的税额对得上。 他算错了！ 吴琯对这个疑点，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。 乙巳改科之前，歙县产麦19,632石，产米17,688石；婺源产麦8315石，产米8315石。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，婺源产麦8000石，确实亏欠300石麦，但是大米丰收了，远比8315石要高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，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。 第四，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，哄骗歙县。 吴琯对这个质疑，简单回复了一句：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，就算歙县长官白痴，老百姓也不傻。这么大的税额，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，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？ 说完这个，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：“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，但别忘了，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。”潜台词是，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，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？”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，来历可不简单。他是歙县人，当年巡抚广西，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；总督两广军务时，击破了打着“倭寇”旗号的海寇，光复了惠州、潮州两地，可谓战功累累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，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。 而南京户部，恰好管着丝绢之事，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，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。 在文章末尾，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：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，搞清楚怎么回事。 两天以后，帅嘉谟没回复，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。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，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，顾左右而言他。 “我们歙县的税负，实在是太重了。大老爷请看，徽州的四司银16,212两，歙县要负担5361两，其他五县共负10,851两。砖料银708两，歙县负担234两，其他五县共负473两。军需银12,215两，歙县负担4032两，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。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，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，沉重无比。你们怎么忍心把‘人丁丝绢’又砸在我们头上？”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从道理这个层面，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县。吴琯的犀利攻势，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，让姚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，不再正面搏杀，改打感情牌。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。在申文结尾，姚学闵也同意，应该尽快调查黄册，找到原始记录。 这份申文，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。没办法，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，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，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！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，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。一直到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的二月，祁门、绩溪、休宁、黟县才相继回复。他们的态度很鲜明，支持婺源县的意见，催促尽快开查黄册。 与此同时，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。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，合编了一部《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》。这篇呈词很枯燥，但是相当有杀伤力。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，极为详尽。 原文既长又烦琐，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赋税报表，让大家看看效果。 原额夏税麦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，秋粮米一万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。改科多麦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，该银二百一十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。加米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，该银五千七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一厘七毫。麦米共银六千六十二两八钱二分三厘。该县国初钱粮当歙三分之二，今照数平抵外，比歙多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，歙将何者相抵。 细致到了这地步，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也不含糊。 注意看最后一句“歙将何者相抵”，每一县的报表结尾，都会加一句“歙将何者相抵”，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，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？ 每张报表重复一遍，一共重复了五次，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。 是文一放出，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。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，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，未必准确，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！ 于是，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，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。 万历四年四月，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，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。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。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，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——玄武湖——库房。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，不能随便调取。想查询，必须得到南京户部批准。 其实在这之前，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，暗暗地想抢个先手。不料户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来，理由是“越申”。因为黄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，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。要查，得徽州府提申请。 休宁县、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，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。虽然三县都未得逞，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。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，南京户部终于批准。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，由歙县县丞、婺源县县丞、休宁县学训导组成，准备开赴南京查阅。 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，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，恐怕徽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。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，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。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，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、宁国府推官史元熙，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——江西余干人，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，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。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，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，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。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，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，民间议论纷纷，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。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，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，要么频繁越级上书、上访、上告，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。百姓闻胜则喜，闻败则怨，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。 在宋仪望看来，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。眼看查阅黄册在即，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，先关一阵再说。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，还有五县的黄棠、程文昌、汪福髙、吴敏仕、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，被尽数控制起来。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了，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，必须赶赴南京。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，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日动身，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。二十六日，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，次日得到召见。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，说：“二百年黄册，岂有可改易之理，各自安心。”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、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。 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，都面露难色，说时间这么久了，可未必查得到啊。调查团急了，我们大老远过来，就为了看一眼，无论如何还请协助。 八月初二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，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。紧接着，他们眼前一黑。 黄册十年一造。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攒造的时间，从那时候算起，到万历四年，一共造了十九批，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，可谓浩如烟海。 别的不说，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。光是搬运工人，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。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？一共就歙县县丞、婺源县县丞、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，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。这四个人埋头去查，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。 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。黄册库的规矩，外人不得入库，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。想查怎么办呢？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，先抄一遍，再把抄件发给他们。这么做很安全，很负责，就是效率极其低下。 可是，又能怎么办呢？等呗！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，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。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，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，徽州府又出事了。 八月十四日，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，突然上书徽州府，提出了一个新理论：“黄册的记录，并没那么可靠！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，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。而《大明会典》是朝廷修的，更具有权威性。如果黄册跟《大明会典》矛盾，应该以后者为准。” 这一下子，五县舆论哗然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个主张实在荒唐。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，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？而《大明会典》是政府法规手册，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？ 不用问，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，开始造势了！ 五县毫不含糊，立刻具文反击，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。你骂我“罔上规避，侮文蔑法乱政”，我骂你“五县奸刁，妄行捏奏”，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，哭着要求“恳天作主，剿虎安民”。瞧瞧这用词，剿虎，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。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，闹事者关了一批，又来一批，抓都抓不完。在他们的煽动下，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，局势又一次大乱。 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，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。 这一等，就等到了九月中旬。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，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。 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。 在报告里，帅嘉谟说，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，缺损甚多，尤其是最关键的“乙巳改科”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，完全丢失。 没了？ 没了！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，都傻眼了。 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，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。之前你说得那么热闹，现在你告诉我，档案丢失，死无对证，那怎么办？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，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：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，前后差了十六年，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、府志在先，造册在后，不足为信。然后抛出一句话： “切思《大明会典》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，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……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，而妄奏藐《大明会典》、部劄为私书。” 意思是说：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大家要相信《大明会典》的权威性。 得，事情转了一大圈，又回到原点。 全白忙活了。 说实话，帅嘉谟这个主张，实在强词夺理。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？无非是《大明会典》对歙县有利，所以他才死死咬住这一点。 消息传回徽州，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。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，放弃了讲道理，直接改成人身攻击。再后来干脆开骂，污言秽语，什么都泼上来了。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。 第三章 稀泥与暴乱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，户部终于看不下去，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。 在这份公文开头，户部自己承认：“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，则五县不从；若径依五县之奏，则歙县不从，告讦日增，终非事体。” 你们天天这么骂，也不是个办法。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，那么怎么解决呢？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： 由户部和应天巡、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（即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），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，加上存留本折麦米、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，总算总除，平均一下。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，而数字均平的话，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；如果数字不均平，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，就不该歙县独负。 户部给的这个算法，似乎有些无理。六县人口、田地均不相同，不同等级的田地、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，这么大笔一画，均平折算，未免太简单粗暴了。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，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？ 奥妙就在“均平”二字，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。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，帅嘉谟用这个词，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，引起了海瑞的注意。而这一次，户部用了这个词，自然也有用意——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。 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，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，是在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。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，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。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部门，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，他们必须紧跟中央新形势。 在户部看来，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？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，什么“人丁丝绢”、什么“夏税生丝”、什么“亏欠夏麦”，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。一会儿交生丝，一会儿交夏麦，乱七八糟，折算复杂，正是旧税制的弊端，不出问题才怪。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，再把所有税赋合并，两下一除，均摊下去，再折成银子，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。 这个思路，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：把所有的正税、杂税都合并起来，归于田地，计亩统一征收银两。 也就是说，南京户部认为，徽州的问题，是旧税法的错，只要改成新税法，问题自然消弭。因此，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，推行均平赋役之法。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：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，到了万历三年年初，南京户部突然“奉圣旨”旧事重提，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，重启调查。 会不会从一开始，这就是户部——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，首辅大人——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？ 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，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。届时民意汹汹，都要求改革，朝廷从善如流，即时推行一条鞭法，岂不是顺水推舟？ 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，徽州知府都快哭了。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，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，还添乱。可这是上头的指示，怠慢不得，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。 不过仔细想想，黄册已佚，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，两边各执一词，根本无法解决。这么快刀斩乱麻，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，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，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。与此同时，应天巡、按两院的税吏，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。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，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。 在这个算法之下，歙县各项钱粮，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。也就是说，“人丁丝绢”确实是额外的负担。 结论的语气很暧昧，态度却很清楚：“人丁丝绢”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，不必深究，但现在均平之下，再让歙县独输，显然就不合适了，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。 消息传到徽州，五县哗然，群情激愤。这些人一想，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，不用问，他肯定徇私枉法，偏帮本乡。 一时之间，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，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。有说殷正茂“知亏无解，藉手户科条陈事例，遂借以逞私臆”，有的痛斥均平之法“不论源流、不论肥瘠、一概通融混派，借均平之名，为变乱之计”，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，“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，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”。什么难听的话都有，不知殷正茂在南京，打了多少个喷嚏。 民间骂声滔滔，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。 根据那份均平报告，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，必须予以减轻。但具体如何操作，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。 不过这事，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，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。 巡按宋仪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，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的三位监督官员：太平府推官刘垓、宁国府推官史元熙、徽州府推官舒邦儒。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，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，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，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。 “人丁丝绢”继续由歙县独交，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，不予撤销。但歙县在四司银、砖料银、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，减去5260两，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。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所谓均平银，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。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，还要负担徭役，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。徭役的种类繁多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均平银，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，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，分摊到每亩地里去，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。需要力役时，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。 换句话说，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，交钱就行了，不耽误自家农时。政府也很高兴，雇人干活，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，工作效率更高。而且摊役入亩，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。一举三得。 这个做法经过数年试行，颇受欢迎，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。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，各县分摊统收，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。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，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，等等。 这个太平府方案，即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上去。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，赋、役皆能折算成银子，互相合并转移非常方便。 唯一的问题是，它换汤不换药，怎么腾挪，五县都是吃亏。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，现在却要替歙县补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里去。 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，被驳回了。 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，但吃相实在太难看了。一共6145两的丝绢赋税，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，等于歙县只负担14%，其他县86%，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，平均而得。 问题是，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，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平均了事。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啊。 冯叔吉大笔一挥，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：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。这样一来，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，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46%和54%，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。（具体的计算方式很复杂，因为均平之后诸县或多银或少银，彼此冲抵折算，这里不赘述。）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：它把黄册与《大明会典》抛在一边，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——历史问题，宜粗不宜细。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，各自吃了小亏，这事就算完了，别闹了。 这时候，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。过年期间，诸事停滞。等过完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的正月，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，请尚书殷正茂酌定。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，殷正茂十分赞同，连批了三句话：“其名尤正，其言尤顺，其事尤易。”满意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，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，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，下发圣旨。 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，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。 圣旨下发户部，户部再往下发，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，时间正是六月初七。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，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，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地高效。 对这份圣旨，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。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。他们本来的主张，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，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。 从此以后，他们头上的赋税，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。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五年，八年抗战，终于大获全胜。 其他五县，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们的抗辩白说了？黄册白查了？道理白讲了？歙县每一条主张，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，结果户部一句“均平”，就全给抹掉了？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，可因歙县这么一闹，最后还是让它得了偌大的好处。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，五县嗤之以鼻。保留一个“人丁丝绢”的虚名空壳，换成“均平银”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？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！婺源有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：“这是朝三暮四之术，拿咱们当猴子耍呢。” 一时之间，五县群议汹汹，无不义愤填膺，跟开了锅似的。可是，这不是府议，不是部议，而是圣旨，代表了最高的意志。众人纵有不满，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。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，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，接受既成事实。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，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。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的同时，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南京。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，进京运作。圣旨发下来以后，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，高高兴兴返回徽州。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，他实在太高兴了，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，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。 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，有时候会授予冠带，叫作冠带荣身。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，叫作冠带义士。这是一种荣誉性的装饰，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。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弄个冠带戴戴，不算过分。 歙县的老百姓，也是这么想的。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，全县的百姓都拥出来，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。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，个个手执红花欢呼，旁边还有乐班吹奏。帅嘉谟进城以后，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，所到之处，呼声群起，俨然英雄荣归。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，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。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，都化为一记耳光，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。抗争八年，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，居然还卖乖！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在街头耀武扬威，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，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再也无法压制，彻底喷发。 你们歙县不是靠